作者：周子衡
Asweshapetechnology,itshapesus.Weareconnectingeverythingtoeverything,andsoourentirecultureismigratingtoa"networkculture"andanewnetworkeconomics.
——KevinKelly，OutofControl:TheNewBiologyofMachines,SocialSystems,andtheEconomicWorld.1994
新近完成的《变轨——数字经济及其货币演进》一书，是过往相关文章集成基础上完成的。此书开宗明义，将经济“数字化”定义为经济“变轨”。
这明显有别于经济”市场化”语意下的“转轨”，甚或可以说是，上一世纪七十年来全球经济市场化巨变以来，更具分水岭意义的经济历史进程——数字化“变轨”——发生了。引发经济数字化变轨的基本力量是——网络数字技术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与市场结构冲击。这一巨大需求与冲击，并不以市场发达成熟的程度为界分，换言之，不论经济市场化发展水平如何，甚或不论经济处于何一发展阶段，数字化都有可能萌生速生，而蔚然大观。总的来看，数字化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但是，这一推进却是发生、运行在崭新的领域或维度，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变化。是为经济之“变轨”。
于此，作系列的推介，以飨读者与书友。
市场，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吗？
1998年，DanielYergin和JosephStanislaw合作撰写了TheCommandingHeights:TheBattlefortheWorldEconomy一书，回顾了一个世纪的国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呼唤转变对国家的信仰而对市场予以更大的信心。事实上，这部著作将冷战前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两大历史洪流熔于一炉。
由此，不得不提到之前的两部文献：1996年，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FromPlantoMarket的年度报告，其主旨，即宣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轨”是这一时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同年，来自麦肯锡公司的LowellBryan和DianaFarrell两位研究员出版了题为MarketUnbound：UnleashingGlobalCapitalism一书，为经济全球化鸣锣开道。不难发现，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化，而自由化的经济指向也是市场化。
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历史乃至历史，均恰似一部史诗性的交响乐，内中交织着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三大华彩乐章：從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國经济自由化到里根主政白宮下的美国经济重振，从南斯拉夫先导的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及越南版的革新开放，從亞洲“四小龙”到“四小虎”，从新兴市场经济再到金砖五国，无不是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猛進，市场化转轨无疑正是这部交响诗的主旋律。
回首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历史，经济市场化“转轨”无疑是穿透冷战，汇聚经济自由化与拓展全球化的最强劲的变革力量。然而，全球经济社会如此黄钟大吕的市场化交响巨乐，很快就陷入纷杂、争吵，而不同调了。
就在《制高点》一书出版的同一年，爆发了东南金融危机，进而扩散到韩国、俄罗斯和拉美等，金融危机的全球化使新自由主义踢到了铁板。2004年，由英国学者JoshuaC.Ramo正式发表TheBeijingConsensus的论文，矛头所向正是1989年提出的所谓的“华盛顿共识”。2008年，金融海啸更冲击並侵蚀了一系列市場化的经济、金融学说，甚或相当程度上摇撼了市场信仰。2009年，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声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但是，对北京共识的争议或挞伐之声却并未消解，甚或愈演愈烈。这就表明了市场化、全球化，乃至自由化出现了某种“裂化”的趋势。
2017年11月，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以“中国赢了”作为标题，破天荒地首次加入以非英语的中文并列出现两种文字的封面，撰文者IanArthurBremmer认为，欧美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模式确实存在且有西方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西方影响力这十多年的下降趋势，尤其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事件让许多欧美人猛然惊醒世界的变局。至此，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的全球“裂化”的趋势，从认识观念或判断层面，转向更为鲜明醒目的事实层面：2018年，中美贸易大战爆发，各以其市场相争衡，绵延下来，甚或流传出所谓的“美中脱钩说”之论；2019年，新冠肺炎大疫肆虐全球，生产停顿、贸易雪崩，投资萎缩，更不乏“以邻为壑”、“恃強凌弱”的诸种霸蛮行径乃至经济策略，“逆全球化”之说乘勢而起......
新世纪之初，自“全球经济失衡”说乍起，关于自由化的立场对立、全球化的利益分歧，乃至市场化的认识冲突，不断冲击乃至摇撼着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一浪又一浪的全球化逆流，市场化乃至自由化甚或一度或再度地像小鸡一样，三三两两跌跌撞撞地重回政府铁翼的荫蔽之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还远未结束……
新冠疫情全球延烧十月来，社交距离、物理隔离，等等，一波又一波的反复，经济全面下跌，市场哀鸿遍野，一些产业遭到了几近灭顶之灾，救市、救经济的诸多措施也日益偏离了市场的原则与信条，……即便如此，经济的恢复仍然要视疫情的发展，而疫后的经济社会能否回到旧时光，前程也颇为暗淡。即便在大疫降临之前，皮凯蒂等左翼思想家便发起了对自由资本主义更为猛烈的批判。
十月四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正式发布其登记七年来的第三道通谕，提出他对新冠疫情过后的世界观。他认为，这场疫情正证明他的信念，即当前和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以满足受疫情伤害最深民众的正当需求。他指出，新冠疫情证明，市场资本主义“神奇理论”已经失败。自由市场未能解决人们最为迫切的需求，“但我们被要求相信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这种教条不但未解决所有不平等现象，反而成为导致威胁社会凝聚的新暴力方式。教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仅深刻有力，而且十分应景。在抨击了新自由主义对平等的蔑视后，通谕重申了对公有制社会的愿景，即社会可征用私有财产，他强调指出，天主教教义中从来没有认可私有财产为绝对不可侵犯的教条。
诚然，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从未有取得全面的、历史性的胜利，更没有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壮大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每当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爆发后，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也便往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歇性的思想反复或条件反射性的社会情绪的反应，更有人认为，这种反复或反应往往是一种危险的萌动，甚或发展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势力。不论怎样，市场——哪怕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现而今，对于市场形成更大压力的来自于数字技术，技术正发展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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