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飒姐团队通过一则案例介绍了BTC矿机丢失的民事救济途径，几位读者后台留言表示对比特币委托理财纠纷也很关注。今日，飒姐团队再分享一个案例，看看委托他人代买加密货币的法律风险。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潘某向杨某交付虚拟货币HT9029个，委托潘某购买境外虚拟货币PCI以获得收益，杨某在收到货币后进行该等虚拟货币的交换、购买等行为。杨某未履行上述约定，并向潘某承诺退还9029个HT，后仅向潘某退还了3000个HT及1万元。潘某遂将杨某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杨某返还94801元。
诉讼过程及裁判理由
郑玉山：要大力宣传区块链赋能实体经济的成功案例:针对当前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体产业面临的众多难题，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数字经济创造实践基地董事、投资部总经理郑玉山建议，一是需要政府层面更多的鼓励政策，鼓励实体企业尝试将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业务中；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地方高校应增设区块链基础课程，培养各行业从业者的区块链思维；三是要正面引导，一方面向社会普及区块链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成功案例。（经济参考报）[2020/10/15]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被告人杨某向潘某承诺退还9029个HT的事实以及杨某向潘某支付1万元以及潘某购买HT的流程，可以确认在杨某无法向潘某退还HT的情况下，可以向潘某退还6029个HT对应的款项，以替代其履行退还6029个HT的承诺。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潘某的诉讼请求。
动态 | 国寿财险区块链精准扶贫项目获评保险扶贫优秀案例:据中国保险报消息，近日，在首届人民好保险推选活动上，中国人寿财险浙江分公司推送的区块链精准扶贫项目荣获保险扶贫优秀案例。据悉，该项目通过采取区块链技术框架进行系统对接实现，所有承保、理赔数据均实时上传公链。所有扶贫资金流向高度透明可追溯，理赔流程公开，真正实现了保险同精准扶贫的有效结合。[2019/1/26]
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判决杨某向潘某返还人民币违反国家政策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涉及的HT、PCI、USDT等网络虚拟货币，并非国家有权机关发行的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亦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不应通过与法定货币的兑换实现流通功能，同时，本案涉及的PCI需通过技术手段至境外账户交易取得，该方式与合法金融产品的交易方式相异，综合以上因素，潘某与杨某投资、交易或互换上述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故而撤销一审判决。
现场 | 丹华资本董事总经理：今年将看到资产代币化更多的案例:金色财经现场报道，旧金山时间1月18日，在niTROn SUMMIT 2019区块链峰会有关“熊市投资”的圆桌讨论上，丹华资本董事总经理丁若宇认为，游戏、内容方面的Dapps都是生态系统中早期出现的很好的应用，目前正在处于很好的开发周期中，熊市里的项目开发都可能带来下一波浪潮。很多项目不需要太大的规模，需要很多安全性，能够全球流通是最重要的。今年能够看到资产代币化更多的案例。熊市下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赢家，大的公链体系开始布局自己生态体系，开始相互竞争，同时将会有有一些并购出现以整合整个生态。[2019/1/19]
关联法条
动态 | 支付宝帮法院用区块链判案 入选互联网法律10大案例:今日，第三届互联网法律大会在杭州召开，发布2018年度互联网法律十大案例，其中全国首例区块链存证判决入选。今年6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上链，起诉人可以线上提交电子证据，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CA／RA机构、法院、蚂蚁金服等链上节点来共同见证和背书，为起诉人提供一站式服务。[2018/11/24]
《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争议问题
委托人将虚拟货币交付受托人，委托其代买加密货币。受托人未按约定买币，是否应当返还委托人相应的人民币？
简要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二审判决和此前众多判例的倾向明显不同。此前的判决大体出现两种思路：一是认定委托代买、代投资虚拟货币不合法，委托合同无效，同时认定合同无效的后果是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虽然不支持因委托理财产生的收益和利息损失，但支持本金的返还；二是并未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是认为受托事项不受法律保护，风险自担，关于受托人已按约定完成委托理财的部分，委托事项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而关于受托人未按约定进行投资理财的部分，则由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
而本案判决显然对虚拟货币的交易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代为执行了金融监管政策。收钱代买加密货币后，可以赖账既不买币也不还钱么？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会不会成为“法外之地”？
在此，飒姐团队不得不提此前广受币圈关注的首例比特币仲裁被撤销案。该撤裁裁定系报核最高人民法院后作出，因此其结果和导向意义或许更值得重视。
2018年，被称为国内首例比特币仲裁案经深圳仲裁委裁决，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比特币的归还义务既不属于《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规定的“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也不属于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且并无法律法规禁止当事人持有比特币或者进行比特币交易。因此，仲裁庭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当事人各方应履行合同义务，裁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2020年4月，深圳中院作出裁定撤销了上述裁决，其并未否认比特币的财产属性，但认为该裁决本质上支持了比特币作为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兑换的功能，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予以撤销。
这份经报核最高人民法院的撤裁裁定将会产生怎样的导向、是否抑制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功能、以及是否传递着与上述北京一中院判决类似的信号，即使违约也不会产生法律责任？如果前述仲裁案的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是返还比特币，而是赔偿损失，即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所损失比特币的等额损失，此时不再强调比特币的兑换功能，而在于是否会被法院撤销。
毫无疑问，金融监管政策是随着市场与行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没有明文禁止的前提下，法院是否应当强势介入金融监管？是否需要根据即时的金融监管政策、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来调整裁判的尺度？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个案之外持续思考。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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