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案例|一大波案正在袭来……》
上周五最高检央行联合发布惩治犯罪典型案例，选取了6个惩治犯罪的典型案例，覆盖了当前常见、多发的罪上游犯罪类型。今日飒姐法律团队选取其中一例典型案例为大家解读。
案情介绍
陈某波注册成立意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公司名义向社会公开宣传定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自行决定涨跌幅，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本息和个人挥霍，后期拒绝兑付。而后开设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行虚拟币，通过虚假宣传诱客户在该平台充值、交易，虚构平台交易数据，并通过限制大额提现提币、谎称黑客盗币等方式掩盖资金缺口，拖延甚至拒绝投资者提现。2018年11月3日，上海市局浦东分局对陈某波以涉嫌集资罪立案侦查，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陈某波潜逃境外。
肖飒：近来数字藏品NFT行业被属地“处非办”约谈更像是一个摸底和基础普法:11月11日消息，近来数字藏品NFT行业常常被属地“处非办”约谈，各地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但“力度把握”相似，南方一些省市采取的是属地民警上门宣读924文件的办法，先了解项目情况和实控人情况，然后进行普法教育；北方一些省市采取的办法是属地金融办联合其他执法部门组成专班，先了解业务情况和实控人情况，再了解股东情况，采取穿透式监管的思路，查的较细。但，对比P2P网贷行业的约谈，本次NFT约谈更像是一个摸底和基础普法。（肖飒lawyer）[2021/11/11 6:46:05]
2018年10月下旬至同年11月上旬，陈某波将非法集资款的300万人民币转账至陈某枝，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二人离婚。被告人陈某枝明知陈某波因涉嫌集资犯罪而被机关调查出逃至香港，仍先后通过其个人账户将陈某波涉嫌犯罪取得的赃款人民币300万元转账给陈某波；将陈某波用赃款购置的车辆以90余万元低价出售，购买比特币转给陈某波。
声音 | 肖飒：年底将至，对于地方上中小型涉币交易所的打击可能会是“首选”:11月18日消息。对于上海展开虚拟货币交易所排查整治行动，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办案经验上讲，每年年关都是各省市执法机关很在意的“时间节点”，年底将至，对于辖区内的虚拟币交易所及周边行业进行摸查，也有合理性。在目前这轮清理整治行动中，打击重点预计还是会集中在集资、非法经营等罪名，对于地方上中小型涉币交易所的打击可能会是“首选”。[2019/11/18]
争议焦点
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及收益转换成境外法定货币或者财产，能否作为犯罪的行为。
判决结果
沪0115刑初4419号判决书中指出，陈某枝明知是金融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犯罪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分别转换成人民币和虚拟货币，通过转账协助资金转移汇往境外，其行为构成罪。判处如下：
声音 | 肖飒：虚拟货币市值管理策略如若成为割韭菜的镰刀 将被认定为犯罪:今日律师肖飒发布文章《我为什么反对市值管理“虚拟币”？》，肖飒总结到目前币圈市值管理的手段有：用比特币、以太坊等进行交易型操纵市场；用黑嘴、抢帽子、职业喊单人、信息发布节奏等进行信息型割韭菜；同时，还有利用一些重大事件，比如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直布罗陀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战略合作，炮制国家法币等概念；最后一种是充满技术含量的“比速度”量化交易。
量化交易里“策略”到底如何制定直接影响行为定性，如果策略就是斩杀韭菜，使用严苛的手段剥夺其他人的交易机会（80%+）则有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涉嫌《刑法》第266条罪。
如果项目方做市值管理的初心是为了“稳定币价”，为项目研发和企业发展赢得宝贵时间，为了托住市场而不是砸市，结合充分的客观证据，可以出罪。还有根据损失与市值管理的因果关系来定性损失。[2019/8/19]
1.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声音 | 肖飒：以太坊、EOS若在国内建立节点 需在网信办备案:在上周，国家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后，记者发现不少海外公链、联盟链以及运营团队在中国，但基金会设在海外的公链项目对备案仍持观望态度。中国银行法学会理事肖飒称，如果以太坊、EOS要建国内节点，或者让国内开发者加入的话，也需要进行备案。若拒不备案，项目开发、项目运营、项目获客、项目线上线下活动等等都会受到影响。[2019/2/22]
2.已经退出赃款及扣押款物依法予以没收，其余赃款应当予以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
案例评析
笔者认为，罪的认定主要分为上游犯罪事实的成立以及《刑法》第191条规定的五种行为两部分。我们依次对其解读：
首先，上游犯罪。罪的对象是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如果洗的非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则并不成立罪。具体而言：
1.犯罪指《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所规定的犯罪；
2.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指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及成员为主体实施的各种犯罪；
3.走私犯罪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二节全部的走私犯罪；
4.贪污贿赂犯罪则需要细分讨论，因为从文义解读，《刑法》第191条所言系“贪污贿赂犯罪”，不等同于《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因此，除《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罪名之外，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对上游犯罪作扩大解释。因此，《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包括在其中。当然，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并非所有罪名均可成为罪的上游犯罪，例如《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挪用公款的成立并不要求占为己有，并且公款不是上游犯罪的“所得”。所以只是甲挪用公款，乙知道后帮助其将公款汇往境外的，不应当认定为罪。而挪用公款后产生的收益属于上游犯罪产生的收益，可以作为罪的对象。
5.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犯罪，分别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与第五节所规定的犯罪。
其次，关于的行为，《刑法》第191条规定了五种：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跨境转移资产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本案中，成立第一项提供资金账户、第四项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不多赘述，关键问题在被告人系以转虚拟币的方式将资金转移至境外能否成为行为。
解释学永远是刑法学的本体。第二项“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中的“财产”规定的外延较为广泛，既包括将实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又包括将此现金与彼现金、此金融票据与彼金融票据、此种有价证券与彼种有价证券的转换。陈某枝的行为相当于将实物汽车转换为人民币，再由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事实上，在转换为人民币之时，已然成立第二项“将财产转换为现金”，而本案的争议焦点便在于被告人最后的虚拟币转换行为。纵使我国监管机关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动，但各个国家或地区对于虚拟币的监管态度有所不同，行为人完全有现实的可能性在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将虚拟货币兑换成法币，因此当然属于第二项内容。数额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而并非由虚拟货币兑换法币的数额计算。
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无疑将侦查取证难度加大。不仅需要查清法币与虚拟货币的转换过程，还需要收集行为人将赃款与虚拟货币相互转换或使用虚拟货币的交易记录、密钥、比特币地址等，对经侦人员了解并掌握虚拟货币犯罪的交易特点有了新的要求。
本案上游犯罪的行为人陈某波目前仍在逃未归案，然而上游犯罪查证属实后，是否依法裁判或追究责任并不影响罪的认定和起诉。罪作为下游犯罪仍然是独立的犯罪。因此，只要具有相关证据能够认定上游犯罪事实的，上游犯罪未经刑事审判也不影响对罪的认定。
写在最后
罪无疑是目前公检法机关严重惩治的对象。了解罪的上游犯罪特点是合理避免的第一步，由于刑法表述的下游犯罪行为，术语较为宽泛，通过扩大解释也很难超出其涵射的范围和国民预测可能性，所以即使是本案的犯罪新手段也无法逃脱刑法规定的框架之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谢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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