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早期货币数量说的基本含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国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该国的货币数量决定的，物价水平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正比，货币价值则与货币数量成反比。
这种简单的货币数量说最初萌芽于16世纪后半叶，而它的完整体系则形成于18世纪。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从初创到完成的时期，关于货币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由货币的现象形态所涉及的范围内，即只回答“货币是什么”以及“货币值多少”的问题。重商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的理论探讨，是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其考察对象的。
因而，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都把攫取金银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都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从而都把扩大外贸顺差看作聚敛一国财富的唯一途径，只不过在如何扩大顺差、赚取货币的问题上各执一端罢了。早期重商主义者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货币，力图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以多卖少买或只卖不买的方式，扩大贸易顺差和金银输入，从而在国内把金银以贮藏货币的形式积累起来，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作为重商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区别于重商主义的最根本标志就是：把理论的考察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开始寻求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这一标志在货币理论上的表现是：由于把生产而不是流通看作财富的唯一源泉，因而不仅建立了劳动价值论，而且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量决定的。但是，由于纯粹出于与重商主义的“财富观点”的针锋相对，古典经济学家有一种片面强调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的倾向。
由于这种倾向，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尽管货币的本质得到初步揭示，但货币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相分离的，顶多不过是一种便利交换的技术工具。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货币研究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并常常囿于对货币现象的解释而陷于混乱的状态。货币数量说与劳动价值论的并存便是这种混乱状态的典型例子。货币数量说作为一种解释货币量与物价之间关系的学说，在早期重商主义时期便已萌芽。
一般认为，法国重商主义者鲍丁是货币数量说的首倡者。他将16世纪后半叶法国的物价上涨归因于南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由此得出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反向变动的结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商主义者首创的货币数量说，成了早期古典经济学反对重商主义的武器，正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初创者大卫·休谟，成了18世纪货币数量说的集大成者。
休谟在前人倡导的货币数量说的基础上，第一个建立了货币数量说的完整体系，从而促进了货币数量说的传播。他针对重商主义者关于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的观念，指出货币不过是便利商品交换的工具，一切商品的价格均由商品交易量与货币量的比例来决定：商品交易量的增减引起价格的反向变动，货币量的增减引起价格的正向变动。因而他和其他货币数量论者一样，自然认为货币在进入流通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其价值是在进入流通后才被决定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与劳动价值学说格格不入的。
在休谟以后，亚当·斯密是反对货币数量说的。由于较为集中地探讨了货币的起源，他认定货币是具有实在价值的商品，是带着既定的价值进入流通的。然而，出于对重商主义的强烈反对，斯密又极为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次是价值尺度职能，却几乎完全忽视了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斯密在货币研究上的这种明显倾向被后人片面继承，成为货币数量说日后盛行的潜在原因之一。
大卫·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在探讨劳动价值论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同时，在前人基础上，对货币数量说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而使货币数量说与劳动价值论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在他的货币理论中达到了顶点。一方面，他继承斯密的观点，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货币的价值。
另一方面，面对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银行券，致使物价上涨、币值跌落的现象，他又沿用货币数量论加以解释，得出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量的结论。这种货币价值的二重决定论，及与此关联的商品价格的二重决定论，实际上成为日后西方经济理论分析中所谓“二分法”的基础。至此为止，可以说货币数量说仍局限在着重分析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变动关系的范围内。
19世纪上半期，英国“金块论争”与“通货论争”的实质都涉及到，货币数量与真实经济活动，何者为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应不应该进而能不能够限制货币发行量的问题。争论结果均以货币数量论者的胜利而告终。于是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货币数量说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占据了普遍优势，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表述形式的公式化成为这种新发展的显著特征，通过形形色色的表述，货币数量论从单纯的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发展到按货币的供求来论证货币购买力，从而使货币数量说的理论分析较为复杂化了。
现金交易说是因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所建立的“交易方程式”而得名的。由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可知：他所考察的货币的范围说明他只看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而忽略其他；他所谓的貨币数量为一定期间用于流通的货币量，即货币的流量；他论证货币数量说的基本条件是v即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也就是说，费雪是从一定时期内连续不断的流通过程来解释货币数量说的。
现金余额说是以弥补现金交易说的缺陷的面目，由马歇尔提出来的。它认为，交易方程式所描述的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量与其流通速度之积等于它所完成的商品交易总额，实为不言自明之理，而要说明支配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就必须考察社会上的现金余额，即人们手中欲以作为购买力而保存的货币数量或货币需求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货币需求是货币流通速度的支配因素，当货币供给不变时，货币需求越大，则货币流通速度越小，货币需求越小，则货币流通速度越大。
在现金余额说中，马歇尔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通货仅为达到购买目的的手段；第二，供给就是现存通货量，即现金余额；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的价值与现存的通货量成反比，与现金余额成正比。现金余额说所要说明的实质性关系就是货币的需求与供给是如何决定货币价值或物价水平的。这种分析从现金余额即货币需求立论，强调了经济主体的意志和货币供求的相互作用，同以往货币数量说都从货币供应量方面立论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比之现金交易说对货币需求的分析也要明确得多。
这种分析方法对当代西方货币理论影响极大，以致从凯恩斯到战后西方流行的主要货币分析方法无不可溯源于此。至此，早期货币数量说形成了它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它认为，真实经济活动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货币数量只是与一般物价水平发生关系；由此，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则一般物价水平与货币供应量成正比。
结语
从货币差额论到贸易差额论的演变可知，虽然早期的和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都把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即都把货币看作是具有实际价值的商品，都特别强调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但是，晚期重商主义者已经开始用资本家的眼光而不只是守财奴的眼光看待货币，开始不自觉地把货币看作是建立并扩大贸易的手段，模糊地意识到货币在财富增长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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