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人游记中的新疆边疆危机
李洁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20)
民国时期的新疆孤悬塞外,又处于英俄觊觎之下,其“神秘”与危机激发了国人游历、考察之兴趣,并于行走中记录了彼时新疆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诸游记中新疆的交通、信息获取、经济、人口及国界等方面的记录,突显出新疆与内地之疏离,与强邻英俄之混杂与被遏制,由此显露出民国时期的新疆边疆危机重重。而游历之国人,不仅直书各种危机,又于行走中构思新疆未来发展之计划,以图缓解危机。
游记;边疆危机;交通;经济;人口;国界
民国时期的新疆孤悬塞外,多被一些人视为“独立王国”。彼时内地军阀连年征战而政权更迭,西北诸马亦于甘宁青地区扩张各自势力并与国民政府争西北之利,1943年国民党党部势力才得以大批涌入新疆以把握新疆大局。期间由于疆外各方势力无暇西顾,而疆内三任省政府主席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均视新疆与世隔绝、独立发展为己任,尤以杨增新治新时期为重;又由于地处偏远而交通不便,“人种庞杂”而文化风俗与内地不一,受英俄势力夹击而致边疆危急,使得民国时期的新疆显现出与内地迥异的风貌;也由此吸引了一批仁人志士远赴新疆,以各种身份游历新疆天山南北,其游记或日记中所见所闻所思,是认知民国时期新疆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补充,也是新疆地方志或民族志写作弥足珍贵的一部分。
诸多游人及其游记中,重要者当首推谢彬(谢晓钟)于1916-1917年以财政部委员身份赴新疆勘查财务所书《新疆游记》。谢彬遍历天山南北,走过当时新疆43个县级单位中的38个,足迹几遍及新疆全境,记录新疆之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户籍垦殖、金融货币等内容极为丰富,又将所感所思汇集为“新疆计划书”。同期又有林竞以勘测路线为目的,于1918-1919年的第二次西北之行,其《蒙新甘宁考察记》详细记录了各个路段行程的勘测数据以备此后铺设西北铁路、公路,是反映民国前期新疆北路交通、贸易、人文的重要参考。1927-1928年,徐旭生以“西北科学考查团”团长的身份与斯文·赫定等于1928年入新,其《徐旭生西游日记》不仅记录了新疆东路至迪化沿途风物、民情、实业,且详载了亲历之杨增新至金树仁的政权更迭。1931年,杨钟健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赴新,沿途以《西北的剖面》记录了新疆北路及南路鄯善、吐鲁番一带的人文自然景观,尤其是金树仁执政时期关口检查及与俄之关系。1932-1933年时,吴蔼宸以政府顾问的身份、以开发阿尔泰山金矿为目的入疆,其《边城蒙难记》详述了彼时新疆北路交通、实业之状况,并见证了金树仁至盛世才的政权更迭及当时与马仲英有关的事件。除上述名士以各类身份肩负不同使命赴新考察外,还有另一类完全以游历为目的入新见闻,以天涯游子的《人在天涯》为代表,其于20世纪30年代漫游新疆,所记游历之处地域特色与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个人及民间层面再现新疆当时风貌,可纳入人类学的写作范式。上述国人及其游记记录新疆,源于考察者身份、使命、关注点及行走路线的差异,考察时段的不同,除普遍记载所经之处地理水文、风土人情、农业垦辟、实业发展、交通、边境贸易等,还各有侧重,体现了个人感受及时政对游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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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试从交通与信息获取、经济、边疆危机与应对等三方面探讨上述游记对于民国时期新疆边疆危机之主要印象及思考。
一、新疆交通与信息获取之梗阻
(一)交通状况
由于内地至新疆路途遥远,行旅困苦,民国时期的新疆游记中无不记有自甘肃、内蒙进入新疆或经由俄境进入新疆每一主要旅程的行程里数,尤以林竞因测勘路线而记录得最为详实,“由奇台至此(迪化),计行四百九十八里。哈密至此计行一千四百二十里。兰州至此,计行四千二百五十二里。丰镇至此,共行旱路七千零三四十里。北京至此,总计行七千八百四十二里。”*
除此之外,游记中所涉及交通状况多指出自内地至新疆交通之困难,及假道俄境入新之便利与无奈,并由此引发改善内地至新疆交通以解西北边疆危机之感慨与谋略。
由于交通工具有限且道路简陋、路况复杂,人们多依赖马、骡、骆驼等畜力以进入新疆并行走于疆内,因此行程时间较长且路途艰辛。“由京至新,取道陕甘或蒙古草地,均须三月内外。假道俄境,亦须月余。由省城南至喀什噶尔、莎车、和阗,非两月内外不达。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犁,东至哈密,北至阿尔泰,各须兼旬方到。交通迟滞,不第欧美各国所无,即在本国行省之中,亦属鲜有。”*骆驼为当时商人出行、运货的主要畜力,“至于骆驼行期,由古城(奇台)至迪化,平常七十日可达,运货则至少非半年不可。”*除此之外,“沿途见有步行者甚多,远则京、津,近则陕、甘。身被老羊皮,背负干馍馍,外携饭锅一,水葫芦一。到站,则觅骆驼粪为薪,架石为灶,烧水和馍馍为食。”*
谢彬于南疆考察时道路艰险多见于其游记中,“自于阗至且末,计十二程,无一程无沙窝。行经沙窝,最忌遇风。大风过处,流沙皆平,杳无痕迹。其时虽熟识路径之人,亦须跟寻牲畜,按辔徐行,欲不为逐臭之夫,则万不可得。”*“自罗布庄以来,沿途哈虻之多,俨同蜜蜂,日哺尤甚,马不可当,必须夜行,方免惊逸。”*行走中不仅道路设施、动力落后不足,新疆各地恶劣的自然地理状况为游历又添困难。
内地至新疆交通梗阻,导致时人往往假道俄境入新,并由此就交通状况进行对比。“新疆居中国极西,余(吴蔼宸)理应向西而行,乃因内地交通梗阻,不得不假道西伯利亚。……乃竟浮海东渡,经过日本、苏联,而后到达我国西陲,此种旅行方法恐为他国所无,即此一端,可知西北之危机矣。”*又有杨钟健对比新疆至内地与至英俄之交通:“西安——兰州——星星峡大道,久因兵匪缘故,不十分通畅,所以反不如走草地平妥。反观由新至英俄交通,尤其是到俄国的交通,则十分便利。……单就塔城讲,塔城至迪化虽可通汽车,但路并未修,并不容易走,且只限于官用。由塔城至阿牙古斯,则不但有汽车路,且苏俄的苇塘子还有飞机场,无线电更不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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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蔼宸20世纪30年代初于新疆考察时,新疆内外交通已有较大改善,“自从中苏航空公司开航,欧亚交通可于三日完成,即由重庆起飞,第一日至哈密,第二日至阿拉木图,第三日至莫斯科是也。此外,又复完成甘新公路,计长一千一百七十二公里,汽车约半个月可达。……至省内汽车公路,计已完成者,则有迪化伊犁线,长七百二十公里,迪化塔城线,长六百九十公里。又铺建塔城至阿尔泰,迪化至吐鲁番、七角井,迪化至喀什、和阗公路。全省汽车增至四百余辆,在本省内汽车到处畅行无阻。”*这一时期新疆道路交通的改善,为抗战期间承担后方任务、沟通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新疆至内地与至英俄交通状况之差距,考察新疆的仁人志士纷纷就改善新疆与内地之交通出谋划策,并最终归至如何解除边疆危机。“以今日之形势而论,无关山险要可守,中外若处一堂,彼方土西铁路告成,随时均可修筑支线,达我边界,一旦有事,输送军队,朝发夕至,而我方由陇省进兵非三个月不能到达,孤悬塞外之伊犁,谓之中国领土,盖亦危乎殆哉。”*国人因此发出“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的号召。*吴蔼宸于其游记中提出“应将陇海线赶速展至迪化、伊犁”,恢复沪迪航线,以及随即修筑绥新公路和甘新公路;*杨钟健则意在将现有各段汽车道连接起来,“使之规模宏大,组织改良,不但用于军事,还要适于行旅。”*
(二)电报邮政
游历或考察新疆的国人,往往对入疆后通过电报、邮政接洽公务事宜或与内地亲友联系不便,而于游记中多提及新疆邮电迟滞一事。如徐旭生说:“今日赫定先生接电报两封,知本月六日往柏林打的电报,到塔城,已损坏不可读,我国电政不整,至于如此!”*而吴蔼宸于游记中提及:“余来新半载,仅接家信两封,发电皆无回复,嗣因放弃镇西,通电更成绝望。……次日连接天津真(二月十一日)、马(二月二十一日)、敬(二月二十四日)三电,迟迟三月始到,盖在镇西积压至今,邮电阻梗如此,实为边塞最困难之事。”*
细究电报迟滞原因,一是各处电杆简陋或腐朽。谢彬于迪化、伊犁间看到,“(电杆)已十二年未修,一遇朽倒,恒截原杆重竖,因陋就简,以迤今日。自绥定迤北,与俄线并道而南,彼则下夹石础,高插霄汉。我则高不逾丈,腐败倾斜。”*二是新疆电报转电、维修困难。“目下(20世纪30年代初)采用短波,凡发内地电报,须由镇西、太原两处转电,故往往有被遗失,无从查考。或曰太原转电,向有津贴,如津贴未送,则转电不予痛快”,又“电台乏人修理,电报数月不通,无他,缺乏技术人才之故耳”。*
因此,当时政府或时政要人发电,往往电报和信件同时拍发,而“信到而电未到,更为习见不鲜”*。谢彬更于游记中将当时邮电弊端一一陈述:“曩者邮电未设,军书文报,多隔阂濡滞,私人书函,更无从投递,上下交苦之。今虽邮件恒有遗失迟误,电报恒多错码梗阻,电局收费,各自为政,不相统一。”*
相较之下,经由邻邦俄境收寄邮件则颇便利,“此间(巴楚)寄信去京,约须三月方达,包件则须半年。若信面书俄文,贴俄邮票,由俄道转,则二十六七天即到。”*但此处所显示的邮政利权之丧失,也为时人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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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获取
一方面因路途遥远信息往往传入滞后,另一方面则因新疆主政者对于出入新疆信息的管控,游历的国人多为身处新疆难以获取外界信息所困扰。
由于与内地相隔甚远且电报邮政滞后,身处新疆的时政要人常藉外国渠道获取信息,如谢彬于1917年6月考察疏附时,“瑞士教士传来消息,谓南方各省,反对对德宣战及阴谋复辟,预备宣布独立。英俄领署,亦接驻京使电……”谢彬认为此种情形,“盖喀什接近俄疆,有俄邮电可以利用,无华政府检查扣留之中梗,关内消息,传达比较省城犹快”。*1928年徐旭生在新疆“问他(范耀南)时局有什么消息,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据俄领事馆说南军入天津的消息,的确靠得住云云。荩臣将军(杨增新)亦言听说此消息,未知确否”*。可见由俄获取信息反倒比较便利。
除邮电一途外,时人于新疆可获取外界信息的另一途径即为报纸,但亦极为有限。杨钟健于游记中写道:“每天无聊时,看看此地的《天山日报》以解闷。《天山日报》为迪化惟一报纸,……材料大半都是来自平津、上海等地抄下来的,所以许多不是新闻,而是历史。所刊的专电,未注明时日,也无从断其是什么时候的电报。”*徐旭生20世纪20年代末入新时,可借阅报纸增多,《华北明星报》、《满洲报》、《北京政闻报》、《东方杂志》、《导报》、《北京导报》、《字林西报》等在其游记中均可见,然而上述报刊杂志入新时已迟滞一月左右,“新闻皆成历史”、“一到此地,便成荒岛野人”之感受未变。
二、新疆经济发展之混杂与受制
(一)经济状况
农业方面,时人于游历考察中多将沿途农业区域予以记录,且往往将农业兴盛与水渠开辟、坎儿井的挖凿相联系,以体现新疆绿洲农业发展的特点。如谢彬行至库车记有：“观哈游击所开坎井。水流甚大,日可灌地二十亩。其地昔皆戈壁,今艺果园数十亩,蔚然成林,新绿可爱。再逾数年,石田皆沃壤矣。”*论及水利现状对农业之影响,吴蔼宸记有:“现垦之地,不及百分之一。……以如此广袤之区,耕田只有此数,非地不足垦,特水利未兴耳。”*可见时人就新疆农业发展之掣肘有清晰认知。
畜牧业发展于游记中涉及较少,而多以展现畜牧区游牧民族风俗为主。吴蔼宸在游记中提及畜牧业发展对本地民众日常消费及出口邻境的重要性,“全疆实赖羊为生活,亦即羊维持全省人民之生计。……唯是人民缺乏科学知识,任其自然孳生,终未脱离原始时代之游牧生活。官家只知苛索捐税,从未讲求牧政。”*并以此点明新疆畜牧业之重要性及发展困境。
除上述零星笔墨谈及农业与畜牧业外,游记中有关经济的内容则主要涉及商贸状况,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随行程逐一记录新疆各地商业状况,包括汉族商人、少数民族商人及英俄商人的势力分布及经营特色。如杨钟健于《西北的剖面》中记载:“(塔城)商务颇称繁盛,各种民族杂居,汉人也不少,经商者以天津人尤多。……街面上商务也很盛,俄国货物充满市面,一切消息,十九都是仰给于俄国。”*又有谢彬记载迪化作为省城的商贸之繁盛,“当全盛之时,屯戍相望,华戎商贾,挟资斧往来,聚族列阓,而错居以万数。……大贾推津沽(有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负贩,今之大较也。缠商列市南郭,……南郭之外,则俄商所集,皆受成于领事,……”而疏附作为当时南疆重镇,“北关外,则英俄籍商,错处杂居,陈肆而贾,俨同租界。”*游记所载基本呈现了彼时新疆各主要城市商贸发展状况,英俄商贸势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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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记载新疆与内地、英俄之商品往来与差异。民国时期,新疆输往内地与邻境英俄的货物,无论从品种、数量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出入新疆西北边境之货物,民国初年南疆多地以“牛羊马之革,西输俄罗斯,羊毛西南贸英吉利。……而俄商自其国运藻布及缠民所服用磁髹杂器,……”*至20世纪30年代,“每年由苏联进口货物二百十余种,以茶、糖、烟草、布匹、五金等项为大宗,而新省出口货物,则仅有十六种,为羊毛、棉花,及牛、羊、马皮而已。”*边境外贸入超远多于出超,仅此一项于新疆经济而言就损失严重。仅在《新疆游记》中罕见地记载吐鲁番之棉花、葡萄“二者皆由陆运以贾俄国。本省及关内销售,其鲜也。……输出超过输入恒百余万,此为新疆所仅有”*。而新疆与内地之贸易往来,则明显凋零许多,“新疆本省的土产也是十九向西行,而不向东运”*,“至商人带往内地者,除黄金外亦只羊肠细皮寥寥数项,……”*
其三,新疆与英俄贸易中利权的丧失及挽回的设想。上述新疆与英俄贸易严重不对等,货品种类、贸易额之差异极为明显,是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一大威胁。除此之外,英俄两方依据不平等条约于新疆获得贸易特权,即贸易券、通商票等,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失衡之势。如谢彬所记“英俄皆有商约,恒出手条包庇华税,税局交涉,颇形困难——南疆各城多类此”,以及“向来塔城商权,握于俄商”。*由此可见不平等条约给新疆外贸利权丧失带来的影响。至苏联“十月革命”及一战期间,新疆对俄贸易出现一定好转,“迩来俄乱方张,百工停废,昔之奇炫华丽之洋货,固已绝迹于市场。而我商人之由京、津运来货物,反倒灌入于俄境。……似已有返阳回春之象矣。”*于是,苏俄战事之机引起国人对挽回新疆利权的设想与感慨,既有以伽师“缠民仿印花布,自销自用”作为挽回利权之机,*又有“联合缠商,组织一公会,禁止私下同他们交易”的尝试。*
(二)实业开发之困境
因谢彬以财务部委员身份入新调查新疆财务状况,而吴蔼宸以政府顾问的身份、以开发阿尔泰山金矿为目的入疆,因此反映当时新疆实业状况及发展设想在二人的游记中体现较多,具体如下:
一是新疆资源丰富,利于发展实业。“新疆无价之宝,在于矿产。……新省矿产无一不备,举其大者,则有迪化、伊犁、疏附之煤,孚远、疏勒之铁,阿尔泰、塔城、于阗之金,拜城、库车之铜，绥来、乌苏、沙湾之石油。”而各地发展实业之优势多见,“皮山实业,农桑而外,制纸织布,均极发达。纸佳埒于和阗,布业不减伽师。”*
二是新疆开发实业之现状不尽如人意。吴蔼宸考察新疆北路阿山、塔城金矿开采时记有:“塔城东北喀图山产金矿,旧有十厂,曾聚集数万人从事开挖,嗣经回乱,矿工星散,峒内积水甚深,曾与俄商合办,置有机碾,旋亦辍工,委弃机器颇多,厂舍亦遂颓废。”*而谢彬考察中对于呼图壁、阿尔泰、于阗之金矿,南北疆之盐业,拜城之铜矿等,均有涉及。就矿产资源开发之困境而言,“自设行省以来,叠经官厅开采,苦于不得矿师,觅线毫无把握。而挖矿熔化,纯用土法,利不敌工,往往亏折。即有商人承领官本,或集股开挖,亦多亏耗股本,屡办屡辍。”*“迪化环城皆山,诸山皆煤,掘之即是。……总以资本未充,无专门人才,交通不便,是以未能见效。然此固不仅迪化为然,西北各地均有同病焉。”*由此,彼时新疆实业开发,或由于技术不精、缺乏专门人才而难以长久盈利,或由于运营模式、资金、交通受限,而致实业开发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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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业开发中利益多为俄人所获,导致利权丧失危机。谢彬在鄯善考察时,“葡萄棉花,尤出产大宗,惜无织布造酒公司,自制熟货,运销各处。多将生货西贾于俄罗斯,……”至莎车、和阗一带,“蚕业发达,称极盛焉。惟惜土人不知留种,自制蚕连,连纸皆购诸俄人。”而承化寺金矿开采,“采得之额,达六七万两,多为俄人收买而去。”*实业之开发,如蚕业之种握于俄人之手,葡萄棉花等初始原材料大量输出俄国而获利甚微,再至金矿开采多为俄人采购,所获利益并未与资源优势对等,甚至绝大多数丧失于俄,是为时人忧心之处。
四是时人在新疆考察时亦见一些实业开发成效。如谢彬于莎车“折至缠商麦富苏提织造霞夷绸公司参观,陈机七架,若关内乡人之织布。……并能煮蚕缫丝,效仿江浙土法,每岁产货颇多,近销南疆,远贾俄国。”*又有吴蔼宸行至伊犁,“参观城外高桥子制革厂,厂内自设磨电机,……机器购自德国,规模宏远,当为新省唯一之工厂。……产品销路甚广,军用方面尤多利赖。”*零星的实业成效给国人以希望。
(三)货币、度量衡之混乱不一
关注民国时期新疆财政金融的仁人志士,入新后均发现新疆币制紊乱,一方面国币使用流通不畅,另一方面地方纸币夹杂其中,且兑换计量方式各地不一。此状况谢彬《新疆游记》中有详细记载:“新省圜法,紊乱极!硬货则有制钱、红钱、铜元、银元、普尔、天罡七种。纸币又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龙票之别,合之俄帖、俄元、印度货币(俗称油啤)计达十有余种。……其价格塔帖最低(每两值现二钱或二钱余),伊帖次之(每两约四钱),官票又次之(每两六钱余),惟老龙票最高(票银九十两,兑现银百两)。”*而民众及政府计量时也多依地方旧规而无视国家统一货币之使用,“计算数目,犹两钱分离,而非元角分厘。至商民交易,并不知国币为何物。财厅报部计算书,虽以元计,而实际收支,则皆以两。”*此外,还有“伊帖”使用之笑谈,“每张合票银壹两,壹两以下无法找零,如用五钱,则将此伊帖撕下一半,如用二钱五,则撕下四分之一,流通市面。……于是无数目字之上半段,往往被人撕去,市面流通之烂票,直破字纸之不如。”*可见彼时新疆内部货币混乱不堪。
除此之外,又有俄币流通于新疆市面且影响货币币值涨落。谢彬于阿山考察时发现,“市面流通货币,以俄国卢布为主,兑条次之,新疆官票又次之。解来协饷之中交钞票,皆由商民携回京津使用,市面绝迹。”*又有林竞考察所见俄帖与新省纸币涨落相关记载,“近以俄帖低落,纸币亦随之而低至五折左右。推原其故,盖本省无汇兑机关,商人辇运关内货物,全凭俄帖以流通。”*当新疆俄帖与京、津时价出现差距时商人利益受影响,而边疆危机又添入一笔。
民国时期新疆各地度量衡也如货币般混乱,既未与国家统一,又深受俄影响。谢彬于邮局寄物品时感慨:“即一市之中,经济老商,亦有不能悉知一市之度量衡者。……方今度量衡法公布已久,农商部度量衡制造所亦已成立,而此间商民,尚茫无所知,……”*至南疆阿克苏考察时,“权量称呼,亦属特别:十六斤为一恰纳,(亦有十二斤者)十恰纳为一塔哈(口袋)。”*而时人于天山北路毗邻俄境考察游历时又多见俄式度量衡影响之深刻,“市面所用度、量、衡以及账簿、算盘,概从俄式,喧宾夺主,至足惧已。”*
因而,民国时期游记中所现货币与度量衡之紊乱,既存在与内地、国家不统一问题,又有新疆域内各地规章传统的制约,另受俄国深刻影响,纷繁复杂而难以立即清理收效。
(四)挽回经济利权之构想
由于新疆经济利权危机与丧失主要源于对英俄贸易,而货币与度量衡统一及实业开发同样也有助于新疆经济发展以抵制英俄势力,因此游记中国人所倡挽回利权的各种构想也与上述直接关联。
在限制英俄对新贸易不均等及有效控制商贸市场混乱方面,谢彬详述了限制俄商通商票、商约及在新疆商贸活动的计划,一是“通商票宜严加取缔也”,“此后发行通商票,务须按照通商章程,只发真正俄商,且必详注商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严定期限,逾期作废。……”二是“俄商约手书小条”作为“贸易免税之据”应取消,而“取消各城商约”为上策;三是明确通商票上俄商贩运货物之行程,“以便稽查保护”;四是例行办理俄商运单以使“货票相符,方能免税。否则认为包揽,照约罚办”。*
于实业开发方面,谢彬提出“土货概自运自销,不令权操外人。茶布皆自采自销,不令俄货倒灌。……此皆急应兴办之实业,……”*而吴蔼宸则提出:“煤铁为工业之母,本应先行举办,唯为速谋成效充裕经济起见,则宜先办金矿,以为各种事业之导。”又以新苏交通之便利,提出“办理各项重工业,应需机器,可由土西铁路输入,实较陕、甘、川之腹地为便。……重工业兴起,凡百轻工业亦自随之而生,石油为改造新疆第一要素,……”*
于货币统一方面,谢彬提出“筹集资金,设立银行,以银元纸币换回银两省票”,“先使国币流通市面,旧有诸币,逐渐收废,方能尽利推行”。*
三、边疆危机与应对
除上述几方面,诸游记还涉及新疆与英俄关系在人口的越境与更籍、国界不清两方面的内容,更增添了新疆边疆危机之重。
人口方面,一是俄战乱期间,俄境白俄、哈萨克、回等民众多越境逃入新疆北路一带。如迪化于“俄国革命时,白俄逃亡至此者极众”*,伊宁“近由边卡逃来俄、哈不可胜计,……”*由于每日私逃入境之民甚众,成为新疆人口安全的隐忧。二是英俄籍民众在新疆往往凭借外籍身份寻衅滋事,难以管理。譬如南疆英俄籍民放债以辟利源而难以禁止,“其刁狡者,动与地方官为难,知事懦者,莫敢抗颜行。”*又有俄人久居新疆后,“常自由购地建屋,官不知限制,久之遂成交涉,棘手殊甚。”*其三,由于英俄与新疆有通商章程,导致南北疆均有部分国人改外籍以获取商贸利润,谢彬于叶城勘查时发现,“外而中俄缠回,判然有别,而自由出入国籍之恶习,藉以限制于无形。”*上述种种情形进一步加剧了英俄对新疆的侵蚀。
国界方面,主要为中俄边界界碑损坏或缺乏。谢彬见中俄边界多处“均无牌博,仅存石基,其与俄费尔干省交界,……诸处界牌,早经损失”,还有一些地方,“并无建过牌博形迹。或系当时指山为界,未曾树牌;或系边地俄人,潜移殁迹。国土丧失,于兹实多。”*又有吴蔼宸巡视伊犁时见中苏交界处“碎石成堆处”,“即两国界石,盖并牌博亦无之,……”*由于国界不清,加上俄人侵扰之势,往往有俄民任意越界游牧的情形,甚至“别开驰境,渐入腹地,来去自由”。由此国人均提出会勘定界,树立界碑的建议。
综上所述,于交通、信息、商贸、货币、度量衡、人口及国界等方面,民国时期的新疆显现出与内地联系之梗阻,而受英俄尤其后者影响却深,国人忧思由此而发。
面对边疆危机,该如何应对,谢彬与吴蔼宸分别于其游记中提出详细计划。谢彬分别从招民屯垦,改革道区、县行政设置,整顿军队,沿边设防,重堪边界等方面予以规划,另有沿用传统“司牙孜”(清理积案之人)以处理中俄纠纷,以及令地方官员了解条约以备纷争等构想。*吴蔼宸则就边防危机提出,“由中央用航空测量,制成全省标准地图”,以开发新疆,加强国防。*
在提出具体应对计划基础上,诸人反思国家对于新疆的经营,主要集中于吴蔼宸的游记中。“(新疆)自入我国版图以来,生聚教训,无进展可言,任其民族自生自灭,以过其浑浑噩噩之太古生活。降至今日,犹成为荒芜不治之边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历代鄙视边疆有以致之。”“谋国者只求边地纳贡内附,便即相安无事。各种族之疾苦,向鲜过问,强邻窥伺,则亦听其自然。对于边疆纵非歧视,亦属消极政策,是以经营西域,皆不彻底,上虽为中国支配,而各族依然维持其固有生活。……已往之变乱,由于平时之不顾各民族利益,一旦事变发生,则纯用高压手段。”*于是,正视边疆,积极经营边疆且兼顾各民族利益,以此获取边疆各族认同,是为彼时解决新疆边疆危机之计,同为今日边疆治理可鉴之经验。
OnFrontierCrisesinXinjiangintheTraveloguesoftheRepublicofChina
LIJie
(CenterofNorthwestEthnicMinorityStud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emysteryandcrisisofXinjiangarousedtheinterestoftheChinesepeople,theyrecordedthecustomsandsocietyofXinjiangduringthetravels.Throughtherecordsoftransportation,informationaccess,economy,populationandborders,thetravelnoteshighlightedthealienationbetweenXinjiangandthemainland,beingmixedandcontainedwiththestrongneighbors,BritainandRussia,thusrevealedthebordercrisisinXinjiang.Thetravellingpeople,notonlyrecordedthecrisis,butalsodesignedthefuturedevelopmentplanforXinjiangtoeasethecrisisduringthetravel.
Keywords:travelogue；frontiercrisis；transportation；economy；population；boundary
K258
A
1002-3194(2018)04-0084-09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8.04.010
2017-09-21
李洁(1981-),女,新疆阿克苏人,民族学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新疆民族问题的研究。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民国时期中外考察家文本叙事中的新疆社会研究”(2018-GMB-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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