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平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本文转自4月8日“IMI财经观察”微信公众号。
导读
第19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于2022年7月25-29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学术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作为召集人成功申请，于巴黎当地时间7月27日主办专题学术小组讨论会第77小组《世界历史上纸币的理论与实践：四川交子发行千年纪念》的讨论。
学者从即将到来的2023年北宋益州官方纸币“交子”发行千年纪念出发，以世界历史上纸币问题为中心，对货币的形式和本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专题学术研讨，本文为何平教授根据研讨会发言整理的会议纪要。
第19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于2022年7月25-29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学术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作为召集人成功申请，于巴黎当地时间7月27日主办专题学术小组讨论会第77小组《世界历史上纸币的理论与实践：四川交子发行千年纪念》的讨论。
研讨小组由12名学者组成，除了6位中国学者，德佩罗、万志英、黑田明伸、柿沼阳平、邓钢和卢荻6位外籍教授参加了小组专题研讨。国内学者及两位英籍学者因疫情线上与会。大会要求组织者必须现场主持，会前何平教授特别邀请德佩罗教授专程从常驻的法国南部故乡抵达巴黎会议现场，作为小组专题会议的共同组织者协调主持会议，与万志英教授、黑田明伸教授和柿沼阳平教授现场参加会议。
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克雷格·马尔德鲁教授等多名世界同行参加了会议讨论。学者从即将到来的2023年北宋益州官方纸币“交子”发行千年纪念出发，以世界历史上纸币问题为中心，对货币的形式和本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专题学术研讨。
01
从世界货币史看纸币产生的动机
纸币的产生需要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共同推动，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动因，又有社会信任机制的作用，同时还有技术的支持，甚至有文化宗教因素的约束。
首先进行主题发言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德佩罗教授在《罗马帝国的受托信用与“纸币”：它合理吗？》报告中，以罗马帝国的货币历史就信托融资和纸币的产生进行了探讨。德佩罗教授主要关注两点，一是铸币的信用问题，二是“纸币”产生的障碍和动力。
他从银行券在近代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出发，指出四类货币形态各有其特质，第1类，地方私人信用，非匿名、以人的关系提供短期和长期的信用。第2类，钱币，匿名、不依托人的关系，无信用。第3类，汇票，非匿名、以人的关系提供短期和长期的信用。第4类，银行券，匿名并不依托人的关系，无信用。
回溯到罗马帝国语境看货币体系构成中这4类的表现，第1类没有文本，少有考古证据，几乎没有得到证实。第2类有大量的实物、大量文本和大量证据。第3类没有文本，没有考古证据，没有证明。第4类银行券，没有文本，无考古证据，未见证明。所以，从文献和实物遗存而言，地方私人信用、汇票和银行券，在罗马帝国均无证据。而第2类钱币，有铭文、浮雕之类的表现物品和钱币袋的标签证据，没有考古学证据的情况下，证据就来自文本。
关于钱币的活动，必须区别钱币兑换商和钱币放贷商。钱币兑换商主要经营钱币，但也管理一些贷款，转账等，但他的所有活动都是与钱币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钱币借贷者不是每天都从事钱币业务，而是经营融资、税收和贷款等，主要不是与钱币的占有相联系。
钱币兑换商经营钱币，能够检测钱币的质量；兑换钱币；在检查后接受钱币并保存它们；吸存钱币用于贷出；管理个人账户；管理个人账户之间的转账。但是，经营钱币的兑换商，不能与其他的钱币兑换商进行个人账户之间的转账。
钱币贷放商，能够收进钱币并在检查之后保存它们；收进钱币贷出；管理个人、官方账户；管理个人账户、官方账户之间的转账；管理与其他钱币兑换商之间执行的个人、官方账户之间的转账。
可见罗马帝国如同希腊一样拥有钱币兑换商，有时还有一个钱币兑换商网络。它有一个服务于私人和官方账户的账户系统；能够将货币从一个账户转账到另外一个账户；一个在每一个省的代表网络；集中化管理；一个专门的代理网络能够检测钱币。如同所有的集权帝国一样，罗马帝国理应有一个银行券体系。但是，事实上罗马帝国如同希腊一样没有银行券。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与行理无关，与没有印刷系统无关，与任何不可能的行动能力因素无关。
那么我们不得不回过来看古代钱币扮演的角色。钱币由保存在教堂中的金属铸造。它是众神代表的化身，从合法性看，伪造者被视同对众神的犯罪。从宗教视角看，黄金是众神的肉身。所以用硬币的特殊地位来解释古代没有“纸币”的绝佳理由，不是技术原因。古代世界不可能将“价值”“权力”“财富”从与神链接在一起的东西中分离出来。古代所有的文明总是与神相联系。宗教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世俗转移财富的方式，不可想象。在欧洲学术界，银行券不可想象，它的发展与宗教信仰的削弱有关。这与东方文明完全不同。
从罗马考古发现及遗存物出发，德佩罗教授结合作为近代经济理论形成素材的货币诸形态的特征和性质，在经济因素和技术条件之外，对罗马帝国没有出现纸币给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结论。对于我们认识纸币在中国最早诞生的条件和意义、货币与信用的关系乃至货币的本质，均给予重要的启发。
02
传统中国纸币的实践和理论
纸币于1023年最早在中国北宋诞生，本组学者的研讨论文，便更多地聚焦传统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最早流通纸币的宋代进行专题考察，一是对宋以后各王朝的纸币使用及传统中国整体纸币实践进行贯通考察。
宋代纸币制度的机制及特征
伦敦经济学院的英籍华裔教授邓钢先生的主题发言《宋代中国的复合货币体系：铜钱、铁钱与纸币并行的时代》(AMixedCurrencySystemduringtheSong(960-1279AD):Copper,IronandPaperAllattheOnce）秉承他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的宏观叙事，从地理、人口、商业和财政视角，探讨在宋代中国何以同时并公开地运作多元复合的货币体系。
主张在整个宋代期间，没有任何可能性产生一个单一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并由此控制当时混杂的货币体系，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宋代货币的多元复合结构为格雷欣法则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完美基础。这便可以解释，在没有现代中央银行及集中控制铸造和发行的情形下，何以铁钱和纸币这种无论低价值或无价值的货币得以出现。他得出结论称，宋代货币制度混乱不一，宋代的市场经济混沌无序。而宋代的经济变革不可持续。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万志英教授，从其英文货币史名著的深厚学术积累出发，在《信托融资：宋代中国的国家、商人与纸币》的主题发言中称，宋代中国纸币发展的先行研究，均置于农业生产、手工业增长和商业扩张这种“中世纪经济变革”的模式中。
学者们认为，宋朝纸币的发明是对交换手段需求的上升和刺激经济进一步货币化的结果。近年来，另一种观点出现了，最著名的是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提出的"财政流通”观点，认为纸币的创造和其他纸质票据是国家的孳生物，其主要功能服务于行政财政的需要，而不是民间商业的需要。在发言中，他认为市场货币与财政流通的二分法忽视了宋代经济中国家和商人的相互交叠融合。
大部分宋朝时期的财政行政，除了北宋晚期王安石在重商主义政策中激进的改革实验，可以归类为“协同”财政国家，政府默许市场的自治，寻求利用控制，而不是阻止或消除市场力量来满足财政和经济目标的实现。纸币的市场功能和财政功能的相对优先地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但仍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元明王朝及贯通的纸币问题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著名货币史学者黑田明伸教授的主题发言《14世纪中国的纸币本位》，精辟地论述了元朝建立的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纸币本位。
他指出，通过掌控新的票钞来代替旧的纸币，元朝建立了一种纸币本位制度。金朝力图储存纸币资本，通过铜钱和白银，而南宋是聚焦偶尔将它兑换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种“称提”措置，为纸币提供支持。与此不同，元朝不依赖于任何准备来保持国家纸币的流通。这种纸币本位的运作机制是与元朝的财政动员制度密切相关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蒙古人依赖食盐专卖。以前的王朝，将田赋作为主要的国库收入来源，蒙古政权主要依靠贸易税和贡赋。就元朝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尤其依赖盐收入。比如说，在1309年，王朝的年支出是当时使用的中统钞500万锭。而在1307年，它的全部收入仅400万锭，而其纸币发行为100万锭。1308年，元朝从盐专卖获得的收入是325万锭，按现金计算，它可能达到了整个收入的80%以上。在这种财政结构和纸币使用安排下，直到1340年代，纸币没有超额发行。
当纸币本位扎下根来，元朝避免纸币的超额发行。文献表明，在1324-1332年期间，新的纸币发行出现了减少，而旧纸币焚毁的数量增加。结果，在1335年，按纸币计算的价格出现跌落。在1340和1342年，元朝没有发行新的纸币。1311年后，元朝政府是通过提高国家专卖下食盐的价格来满足增长的财政开支，而不是以货币贬值来弥补财政赤字。
元朝纸币与明朝相比，显示出重大区别。蒙古人“纸币本位”制度的成功，源于它管控限定的流通范围以及替换旧钞的制度设计。可接受性以不同的方式与其他媒介交易的手段存在互补关系。明朝没有继承通过省级中心地来进行回笼的制度设计，并且发行了没有地域边界限制、通行帝国全境的国家纸币。元代和明代的对比揭示出，纸币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发行者能够回笼它们的程度。
早稻田大学柿沼阳平教授在他的报告《明代科举考试中试题与答卷所见明代的纸币问题》中，以所谓科举的试题和优秀答案为基本历史文献，考察了明代的纸币认识。明朝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在洪武朝普遍用于私人商业，并一直使用到1450年左右。
那么，当时人们对明朝纸币退出市场有什么看法？《乡试录》包含了考试中的问题和最佳答案，其中，“判”是法律问题，“策”是时事问题，包括一个关于明朝初期纸币历史的问题。根据报告，明朝初期新旧钱币和宝钞都在流通，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宝钞的流通在1453年已经在福建地区停滞。在华南地区，货币问题从1459年左右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并在1537年至1580年间达到顶峰。1537年，江西政府试图将钱币和宝钞投入流通。同年在福建地区也有白银和钱币的流通，但白银供应不足。因此，在16世纪，外国白银像汹涌的浪潮一样流入明朝内地。柿沼的报告在货币史研究中首次使用《乡试录》，视角新颖。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邱永志副教授在《宋明特殊货币区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的发言中，以宋明两朝四川和北边特殊货币区为例，分析宋明货币区形成与运行机制的差异。宋代四川铁钱区的形成是政府政策塑造的结果。明代中叶“茴银”广泛流通开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
在北边军事地带，两者的差异鲜明。在宋代，宋廷在西北地区经营了一个复杂的货币体系，即基于信用维持的“铁钱主导区”。该地存在一个“双循环信用体系”，一是西北本地小循环，主角是不足值的信用货币折二大铁钱，及其与本地铜钱、物资与信用工具之间的关系。二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大循环，钞盐法为支柱，联通铁钱与信用媒介。明代前期在北边边镇地带主要仰赖几大实物供应体系。明中期军需供应主要仰赖大量的白银调拨，使得本地形成了“白银流通核心区”。借助开中法，本地形成了一个单循环体系。白银没有信用化，也无多样化的信用工具构建跨区信用网络，致使明廷财政运作效率大为降低。
透过货币区运行机制的差别可以透视出宋、明经济运作方式与理念的差异。宋廷善于利用市场机制、金融工具，并借助商人力量来满足庞大的财政开支需求。与之相对，明初“洪武”体制富有“画地为牢”的制度特性。明中叶政府难以利用市场，与市场机制疏离。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何平教授作为专题小组研讨召集人，在《比较视野下古代中国纸币发展的阶段及性质》以民间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与国家纸币几个核心概念为中心，从货币职能选择、纸币价值维持机制、货币结构层次中纸币的位置，以及纸币运行的时空约束四个方面对传统中国纸币进行了贯通考察。
关于北宋的“交子”，货币职能为流通手段，其价值维持机制民间交子为可兑换，官方交子为比例准备。就货币结构论，交子为大面额，与铁钱应当是分轨组合使用。在时空约束上，限于四川地区。时空约束取决于物资动员的能力极限，是保证纸币购买力的关键。
南宋时期的纸币，除了考察北宋交子相似的问题之外，由于淮交、湖会及川引“割据性”货币的多元存在，最需关注物资动员的区域责任和货币价值维持机制的协同。元代的纸币政策，除了探明铜钱及其他补充性货币的客观存在外，应当考察纸币价值的特殊维持机制。
纸币在全国范围流通，应从纸币的货币职能出发，在市场驱动抑或行政强力驱动中做出正确的取舍。实际上，元朝政府是通过行政强制力，利用纸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而不是支付手段职能服务于它的行政财政。至于明朝的纸币，则是全新的纸币实验。朱元璋的“大明宝钞”制度，应当视为纸币使用的反例，它的所有制度设计均与纸币稳定流通的目标相悖。
什么力量使得它仍能流通一段时间，需要经济论理之外包括社会学视角的全面解读。此外，纸币使用的实践表明，本身无价值的纸币或者减重的铜钱就体现出信用的说法，从货币实践的效果来看不成立。马克思的货币论表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推生信用，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滋生出符号化的国家强制性纸币。以此为坐标，我们就能从纸币使用的历史实践，看透“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的非历史主义偏颇。
03
中国的货币实践与现代货币理论
纸币发行千年纪念旨在利用世界和中国货币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服务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塑造和经济建设。小组学者既利用现代理论分析历史事实，又从历史实践的信息出发深化了对经济和货币理论的解读。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卢荻教授在《中国经济变革中的铸币税矛盾》的报告中，从引人注目的中国在“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畸高出发，讨论了中国生产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金融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40多年间仅有一年没有出现财政赤字。正是因为货币——经济比率持续上升所带来的“铸币税”，政府得到丰厚的财务资源来应对社会矛盾。从而，政府财政能够在基本上承担社会再分配责任的同时，更多的朝向支持经济的生产性投资。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美国透过美元霸权攫取世界各国的经济剩余，包括透过塑造金融投机资本主导世界经济秩序，迫使发展中国家大量积累官方外汇储备，这是铸币税的另一个体现。在这其中，中国一方面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贸易经济体，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远不足以支撑它的生产—贸易规模，导致迄今仍严重依赖美元霸权。
其结果，即使不考虑到风险而纯就经济而言，除了付出铸币税之外，就是本身的金融制度、货币稳定性、整体经济的生产导向也面临恒常干扰及威胁。卢荻教授提出，如何合理有效地应对这个局面，这是今日中国经济变革的重大考验。
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康金莉教授的合作报告《中国的市场化货币和哈耶克货币理论》，以近代中国的货币实践，检证哈耶克的竞争性发行不兑现纸币构想。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一直实行货币自由发行机制，尤其近代以后，货币几乎到了“人尽可发”的地步。
除去城市正规金融机构自由发行之外，县乡纸币发行的主体更广泛，包括地方基层行政部门、基层组织、半官方组织、经济团体、金融机构、工厂和商铺、商号等。在各地发行流通时，名称不一。如东北地区叫私帖，山西叫票帖，湖南、湖北等省称市票，江西叫花票，河北、山东称土票、钱票等。根据戴建兵主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县乡纸币卷》，仅民国山西省文水县纸币在本辞典中出现的就有696种，发行机构为368家。
近代中国自由货币发行的历史表明，哈耶克以“竞争性货币发行”解决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理想难以实现。自由货币制度下，挤兑风潮、银行倒闭、通货膨胀等危机此起彼伏，对经济造成极大风险。有鉴于此，中国近代历届政府均致力于货币发行统一改革，并最终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由自由货币发行转变为国家垄断信用发行制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徐乐教授在《人民币货币制度的确立及其意义》的报告中，就人民币货币制度建立的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人民币货币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既有合理的制度设计使然，也取决于中国的高度信誉。首先，人民币采取完全的不兑现制度，不规定含金量，并选择以粮食、布棉等生活与生产物资作为货币保证。
在长期战争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中，这种制度设计更符合现实需要，且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其次，人民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经济建设而发行，完全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并服务于人民。作为信用货币，人民币的成功发行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的高度信誉。人民币货币制度的成功，对于认识纸币成立的条件提供了经典案例。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兰日旭教授与其合作者提供了《中西货币制度分流研究—兼政府铸币权形成原理的探讨》，论文从政府铸币权形成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了西方铸币权向政府集中、中国铸币权向市场下沉的货币制度分流现象。在政府权力与铸币权边界关系模式上，西方政府权力在铸币权边界内行使，铸币权随其边界扩张而向政府集中，古代中国政府权力对铸币权边界的僭越导致政府铸币权被市场剥夺。
在古代中国统制型生态中，政府代替与市场的合作而以强权进行货币制度构建，导致明代中后期市场在以称重白银对抗政府强制纸币发行过程中，将政府排除在外形成银两制度，国家不仅丧失纸币发行权，更是造成政府与市场在货币领域的对抗。这样便不存在政府铸造和发行银铸币的社会基础，听任民间称重白银的自发流通。这是明清中国“白银时代”长期“不铸银元之谜”的根本原因。小组讨论以世界历史上的纸币为中心，广泛探讨了货币的形式与性质。借助纸币发行千年纪念，通过有效的学术研讨，必将对货币形态及其性质的认识推向深入，重塑今天的货币与经济理论，并对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使用的边界和机制提出有益的学术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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