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在今年8月14日印发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而就在几天前，深圳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正式落幕，中国数字货币在深圳打响了“第一”，1000万元的红包雨最终由47573人成功领取。这也是数字人民币首次大规模向公众开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6国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工作小组；其后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风暴，各国都加快了对数字货币的金融体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联储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等九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我国数字货币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这次却都被排除在外，这些弥散着“数字货币冷战”氛围的形势，都推动者我国法定数字货币逐步落地。
肖飒：数字货币普及率升高将使犯罪发案率逐步下降: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数字货币的普及将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犯罪等案件的侦查及审判起到重要作用，进而会对反案件的侦查与审判有所助益。可以预见，随着数字货币普及率的升高，我国犯罪的发案率将会逐步下降。（证券日报）[2020/4/24]
而本文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我国反监管会带来何种影响？
问题引入
我们都知道，官方对我国私人数字货币的认定一般是：认为其易滋生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等问题；价格波动大，难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匿名性，在作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资标的时，很容易引发犯罪。由2013年我国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及2017年相关部门再次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可见一斑。
声音 | 肖飒：区块链整顿行动已开启，地方中小型涉币交易所将是重点:金色财经报道，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我们了解，监管部门从未停止过组织学习区块链相关技术原理和应用的培训。区块链技术探讨会和币圈涉案研讨会上，也时有监管部门的研究人员等现身分享。而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先后处理过多起涉币刑案、涉交易所刑案等的咨询。能够看到，区块链技术正规军‘出山’，‘剿匪’行动已先行。结合我2014年办理的广东省首例比特币案件至今，币圈链圈涉嫌刑事犯罪的主要罪名有：罪、集资罪、非法经营罪、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地方上中小型合规性较差的涉币交易所或成为‘首选’打击对象。”[2019/12/19]
而与此同时，在我国央行推行数字货币的宣发中，却认为这样一种数字货币有利于满足反、反恐怖等的监管需求。究竟为何产生这样完全相反的结果，进行如下解读。
声音 | 中国银行肖飒：PTO的合法性有待澄清:金色财经报道，近日，市场出现了一种名为PTO的新模式，正在面向大众发行代币融资。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在接受采访时分析，相较于ICO和IEO等融资模式，PTO是一种基于模式公链衍生的投融资模式。与ICO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模式是一次性地收受融资款，而PTO模式下，项目方分批分次融币。尽管操作模式不一，但PTO也具有与ICO“同源”的特征，对于投资人和项目方而言，都缺乏合法的监管，且没有明确的门槛。肖飒进一步指出，与ICO的其他变种一样，PTO面临合规和监管方面的各种风险，且中介平台通常也不具有合法的资质，专业性和合法性皆应受到质疑。在ICO被严令禁止的当下，PTO仍然是一种违法的代币发行，其合法性有待澄清。[2019/12/18]
两者显性不同之处
声音 | 肖飒：区块链等行业的发展必然带来更多法律挑战:据金融界消息，律师肖飒发文称，大数据、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必然带来更多法律挑战。在基础设施尚未完全建构完毕的当下，一不小心踏进犯罪圈，确有可能。有必要对非法经营罪、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常识，有基本储备。[2018/10/29]
发行方式不同
央行数字货币遵循“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实际上和纸币的发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选择两元体系，不仅考虑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银行存款，导致金融脱媒的问题，还是大额吞吐带来的必然要求。而这有别于比特币、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点，实际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DC/EP数字钱包的设计可以进行分级和限制额度的安排。比如级别较低的钱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额支付需求；而经过身份认证、电子货币资产核实的账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额度与权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体来说，数字货币使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架构是一种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质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币”是指央行担保发行的DC/EPtoken，“两库”是指央行的发行库和商业银行的银行库，“三中心”则是指登记中心、认证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针对作为DC/EP发行、流通技术保障的“三中心”，登记中心负责记录发行、转移和回笼全过程的登记；认证中心负责对DC/EP用户身份进行集中管理，这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对支付行为的大数据分析，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对反、反恐怖融资等的监管需求。
这也是在交易匿名与反等监管中的一个权衡。通过大数据进行反、反逃税、反恐怖融资，虽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数据可以识别出一些行为特征，从而锁定真实身份。具体的例子如电信，识别特点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钱集中到一个账户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开，消失在众多账户中。大数据识别、锁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术优势
飒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相关案例，原告通过固定可信时间戳而固定了电子证据，进而证实了证据的真实性。实际上，在当下互联网兴盛的当下，电子证据的采集使用，也越来越受到法院的重视。
而自带时间戳的技术优势是数字货币体系的一个必然。每一分钱都自带从出生时起的详细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时间和交易对手方等，无论如何混同，都可以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随着数字货币普及率升高，罪的发案率必然会下降。
写在最后
以Libra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旨在创建一个全球稳定币。其以银行存款与短期国债为抵押资产，同时采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一方面，这种全球稳定币在降低货币发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
因此，2019年Facebook联合全球26家企业发布Libra白皮书，直接挑战各国央行货币主权，受到了欧美各国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发布的白皮书2.0中锚定单一法币后，就一下子铺开了，也进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更加强势。
面对这种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挑战，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已经势在必行，积极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挥建设社会的作用，才能站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中央。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兼任北京市网贷协会法律顾问，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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